26日下午，“读懂中国”广州国际会议举行了多场研讨会。来自全球的专家、学者、政要等参会嘉宾们从“一带一路”产业合作、数字经济发展到湾区建设等角度出发，热议中国发展态势，对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寄予厚望。
在“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展望”平行研讨会上，与会嘉宾认为中国开放的大门为世界经济注入了正能量；在“数字经济与全球合作新前景”研讨会中，现场嘉宾普遍表示，发展数字经济需要全球协同合作；在“中国金融开放和世界金融市场”主题研讨会上，“扩大开放”获得国内外金融领域专业人士的赞同。“读懂中国”广州国际会议，是一场思想的盛宴，更是一扇让世界更深刻、更全面了解中国的窗口。
发展数字经济共同做大蛋糕
数字经济与全球合作前景如何？
嘉宾们表示，培育壮大数字经济是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经济是推动制造业加速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的关键。“数字经济时代全球应当开展创新、技术、资源方面的广泛合作，在全球构建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的发展新理念。”
智能科技产业必须是开放的
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候任主席、南开大学原校长龚克：智能化是信息化的一个新过程。我们一开始经历了网络化，现在进入到了新阶段，叫智能化的阶段，这是一个历史发展的必然。从智能企业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智能科技产业是多主题的复杂系统，核心地位是人工智能企业。我们看到这么一个发展特点，开放链接、赋能加速和极化扩散，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是，智能科技产业必须是开放的。
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郝叶力：世界进入了数字经济时代，世界应该是合作的、相互依赖的。但是从现在的情况看，科技发展越来越快，但是经贸往来越来越紧、摩擦矛盾越来越深、全球价值链越来越长、脱钩迹象越来越多。数字经济世界虽然在崛起，但是游戏规则姗姗来迟，所以我们需要探讨数字经济世界的新特质、新问题、新思维、新规则。
数字经济的流动性代表开放活力，资源复用性代表无限分享，平台赋能性说明要广泛合作，这三大特性人类未必能看得非常深，如何能够把更多的经历和智慧放在如何创造增量、把蛋糕增大，而不是博弈，这是非常关键的。所以我们应该能看到在数字世界有这三大特性，代表数字世界的三大趋势，平台化、数据化、普惠化。
全球数字合作是基于多边主义的合作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总干事李勇：数字经济对于全球产业链以及全球经济的发展有极大的影响，所有的成员国都需要获得数字经济开展下一轮的工业革命，而在下一轮的经济产业革命中重要的议题就是数字经济。
首先全球数字合作是基于多边主义的合作，这不是某一个国家的事情，是全球各国的事情，数字全球合作需要公有部门、私有部门、学术界、企业、政府通力合作，全球数字合作应该是包容的合作。
德国荣根财团总裁彼得·荣根：中国加入WTO是非常重要的经济发展举措，我们不仅要用WTO进行贸易，我们还要更多的分工合作，同时更多关注创新核心因素。经济自由是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最好工具，中国在这方面比很多国家都做得更好。
中国在全球创新格局地位显著提升
科学技术部战略规划司副司长余健：中国科技为世界的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在研发经费方面，2018年全社会的研发经费支出我们达到了1.9657万亿元，居世界第二；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2.18%，超过欧盟15国2.1%的平均水平；企业投入占比达到77%，对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增长的贡献达到80%，研发人员总数达到418万人，位居世界第一；理科工大学毕业生数量世界第一，是美国的8倍，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2012年的52.2%，增加到2018年的58.5%。
中国在全球创新格局中的位势显著提升，《2018自然指数》显示中国继续是全球高质量论文第二大贡献国。2019年的全球创新排名中，中国从17位提升到14位。
发展数字经济是各国的机遇
工信部信息化和软件服务业司副司长李顺福：人工智能、大数据、互联网、区块链等新一轮信息技术的突破和大规模的商业化的应用，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内容。世界经济已经进入到了以数字为关键的生产要素，以数字技术创新为核心驱动力，以现代技术、网络为主要载体，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主要显著特征的发展的新阶段。
目前，我国数字经济有三个显著特征。一是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占GDP的比重从20.8%上升到34.8%；二是数字产业结构化，数字产业化软件及信息技术服务业收入达到6.3万亿元，互联网企业、信息技术服务同比增长20.8%和14.2%；三是产业数字化扎实推进，据研究机构的统计，产业数字化的规模已经达到了24.9万亿元。
随着工业互联网深入推进，企业的数字化的设计普及率达到69.7%，关键工序达到49.7%。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企业的模式和要素动力正在变动和重塑。
新加坡工程院院士李德纮：刚才我们也提到了通过合作和创新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创新对于我来讲，如果通过合作创新，好比在沙漠种树，先种树我们要对土地施肥，然后通过树慢慢拓展到沙漠的绿洲。如果我们有了这样的沙漠绿洲，就会引来更多的动物，才会建立起可持续的生态。特别是在数字经济新时代，我们更应该建立并理解供求之间全新的关系，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才能帮我们发展到下一个阶段。
金融开放要服务实体经济
在约12个国家大小银行工作过，近30年金融工作经验让巴基斯坦前总理肖卡特·阿齐兹深谙，金融业的发展需要开放和全球化。
从扩大沪港通、深港通相关交易额度到允许外资控股合资券商……去年以来，金融领域系列开放措施成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重头戏。看到中国金融对外开放的强烈信号，外资金融机构纷纷“跑步”进入中国市场，以期分享开放红利。
今年1月，国际评级机构标普来了。不久前，标准普尔信用评级中国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金纪湘用数月时间走访了伦敦和纽约机构投资者，他们都看好标普进入中国。金纪湘认为，全球投资者都需要“读懂中国”。搭上“改革开放再出发”顺风车的标普，对在中国发展充满希翼。
那么，如何通过金融开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开放的环境下，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资本市场开放有哪些经验可以借鉴？上述种种问题的答案，或可从这场平行研讨会中窥得一二。
企业自身需要金融开放
香港交易所董事总经理兼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巴曙松：从金融开放角度来说，一个是涉及资金跨境流动的开放，比如说资本项目管制的放松；一个是涉及国际资本本土市场金融机构，提供专业服务，实际上是服务贸易领域的问题，我们不能把这两个问题混淆。
资金大规模的跨境流动，容易导致短期的压力。但在外资进入市场，国内提供专业服务方面，我觉得从中国改革开放金融发展的历史看，利大于弊。我们看到开放带来竞争压力，极大促进本土金融服务业专业水准的提升。反而是保护比较强的时期，金融业专业能力进展提升较慢。所以，最近国家开放股权、评级等专业服务，还可以再进一步开放。
第二，开放要看发展阶段。中国新的发展阶段国际收支的周期和特征，需要金融开放。目前的发展阶段从制造业追赶型、工业化城镇化的阶段，转向创新服务业、产业链的全球布局。为减少贸易摩擦带来的冲击，企业很可能总部在广州，加工制造仿造环节放在东南亚。金融开放要结合特定的发展阶段，以及特定发展阶段企业的实际金融需求。而当下是企业自身需要金融开放。
既然当前的重点是吸引外资更多进入中国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增强国际收支平衡能力。那么就要从市场的角度去理解外资的诉求，外资如果要跨境做投资，面临非常复杂的审批程序，有很多不确定和不明朗的程序。要吸引外资，就要站在外资的角度去理解其投资涉及到不同环节的诉求。从开户、交易、结算、托管到利润汇回的各个环节，还有交通交易的便利，它才愿意来投，否则就容易观望。
中国银行原副行长王永利：今年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金融开放措施，很多人说中国金融开放的新阶段到了。但讲金融开放的时候不能就金融论金融，必须放在国家的宏观环境大战略上看。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到本世纪中叶，中国要成为综合国力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
在这种宏观背景下，金融怎么办？
我认为真正的重点是开放金融的交易市场。我们的股市、债市、黄金市场、外汇市场、期货市场好像都很大，几乎都是为自己服务的。要打造国际影响力，必须开放金融的交易市场，让全世界金融资源聚焦在这里交易，价格成为全球的价格。
中国评级公司应有更大作为
远东资信评估有限公司总裁李勇：现在评级的理念基本上是以西方经济政治制度为基础，世界是多元化的，如果只有一个标准，对不同于西方的文化，实际上是不公允的。现在也需要其他国家和区域的评级机构站出来，向世界发出不同的评级声音。中国评级公司对亚洲文化价值观、亚洲企业经营模式和风险特征了解深入。所以我们觉得，它在区域市场能有更大作为。如果中国的评级机构走出去，我有几点想法：
我们想提倡双向对等开放的原则。中国的评级市场已经向世界开放了，中国的评级机构走向欧美和其他的国家并没有这么顺利，开放应该是双向、对等的，而不只是中国向世界开放。我们走向美国的时候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因此我们觉得要有平等的开放基础。
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和人民币国际化的契机，建立区域性评级的合作组织和评级结果互认的制度，在亚洲地区和“一带一路”地区率先实现评级结果的互认和评级机构的合作，或者是建立新的区域性的组织。
评级行业对外开放的时候，对内要开放。大的评级机构没有太多的动力投入资金、技术或者是人力搞技术创新，基本上评级机构之间的竞争是低水平、低层次的竞争。大家比较诟病的就是级别的竞争，价格的竞争。要摆脱低水平的竞争，需要引入新的或者是高科技的资金、技术和人才，方可实现评级机构的优胜劣汰。
大湾区可塑造文化中产
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人文因素的重要性逐渐凸显。如何打造人文湾区，提升城市品质？
人文湾区的打造、城市品质的提升涉及到城市的方方面面。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关注到了“人”的层面，他提出在实现物质中产的同时，塑造文化中产，也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所需要重视的。
城市景观建设要把文化纳入核心
拉脱维亚前总统瓦尔季斯·扎特莱尔斯：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进行，城市化正在快速发展，有一个副作用的出现是最值得警惕的，即创新性人力资源的减少。为此，我们需要做什么呢？
有人曾经说过，我们必须要重视文化和环境可持续性。我们要保护好文化遗产，建筑文化应该是每个国家和每个城市发展理念当中的核心，不能只追求规模。我们要建设、建立文化，在所有的城市公共设施建设、开放的景观建设过程当中，都需要把文化放在核心。
我们还必须要去对抗一些发展过程当中的副作用，比如歧视或者环境污染。我们必须要把每个人的福祉放在心上，尊重、遵循城市发展的文化，重视创新、重视环境。这将会使我们实现文化、经济、社会，与城市环境规划设计、建立之间达成平衡。
英国剑桥大学政治和国际研究系高级研究员马丁·雅克：与1978年相比，广东的未来将会非常的不同。现在的广东，尤其在深圳，已经开始向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发展，人工智能、5G、数字经济吸引了高端人才在高端产业工作。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带来了与以前不一样的工作、生活方式，人们得以实现工作和生活的平衡。
当经济发展起来，文化产业越来越重要，这里的文化产业是广义的，包括了大学教育、娱乐、运动等。在我自己的国家，即使是传统工业城市也想要成为文化之城，这反映了文化产业的重要性。
另外我想补充的是：吸引外国人才。当然，在广州这是一个传统，广州有移民的传统。我想说的是，在这个新的背景之下，吸引外国移民，也可以成为广东向不同文化、种族、国籍的人开放的方向。在这方面，广东是可以成为先行者。具体而言，像深圳这样的地方，它是腾讯、华为所在地，他们可以从硅谷吸引来很多外国的人才。
人的转型要跟得上经济现代化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我想谈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是粤港澳大湾区如何塑造文化中产阶层。改革开放40多年，我觉得我们成功地进行了经济的现代化、城市化，尤其珠江三角洲，这些城市的人均GDP是2万多美金，但比较遗憾的是，经济是成功的，但人的转型跟不上。
像新加坡这些新兴国家，它最重要的成功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成功，还有人的转型成功。如果人的转型不成功，我们抽象地谈文化没有用，谁来享受这个文化？谁来创造这个文化？文化和劳动生产力不能脱离出来，它们是正相关的关系。
人的转型如何达到文化中产？这有几个条件：一要开放，心态要开放，封闭社会永远创造不出开放的文化；二要留住优质的资本、优质的技术；三需要一个基本的社会公平。
现在我们在探讨全球化，只有能够实现基本社会公平的全球化，才是可持续发展的，这还需要一大圈的文化群体，尤其知识群体，尤其大学、研究所、研究机构等各种各样的载体，这也是劳动生产力的一部分。
创新工场总裁陶宁：大数据、信息、人工智能等技术把我们的城市变得更加有智慧，但有智慧最大的目的还是让人生活得最好，我们评价一座城市是不是宜居的时候，更多关注到的可能是一些周边的环境，但除了青山绿水，人文因素、科技因素对于一座城市的发展，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举一个例子，当创新工场在支持创业者创业的时候，人才是非常稀缺的资源，很多人才要从外省、外国引进，这跟人文城市关系密切。没有人才就没有一个现代的城市，而没有一个好的教育就不能把这些人才吸引过来。
一个人文城市、现代城市，我觉得用“智慧城市”去做标准可能会更加多元化，既要有顶层设计、也要有民众的参与和企业的参与，这样才能打造一个真正的智慧城市。
普惠性幸福家园怎么建？
你心目中的“普惠性幸福家园”是什么样的？如何构建普惠性幸福家园、如何制定普惠民生的公共政策？在相关平行研讨上，来自粤港澳大湾区八座城市的副市长、与美国旧金山湾区密尔布瑞市长、希腊雅典市副市长一道，共同展开了深入探讨。
文化建设对城市魅力至关重要
广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志英：普惠性的幸福家园，一个应该是有热度、能包容、富有魅力和活力的城市。这座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应该非常有活力，能够为市民提供良好的就业条件。另外，城市的环境生态非常优美、宜居。城市在教育、医疗以及养生方面也能够提供非常好的条件，在文化生活方面提供良好的氛围和供给。
广州是一座有2000多年建城历史的历史文化名城，文化也是广州城市的特色，文化的发展、文化水平的提高对一个城市的魅力和城市的品味也是至关重要的。
下一步，我们将主要着眼于文化建设总体方面的进一步提升以及标志性的文化设施建设，同时也持续提升公共文化的水平，进一步提升质量，营造良好丰富的文化氛围。
深圳市副市长吴以环：简而言之，普惠性的幸福家园就是我们的城市是有温度的、是有故事的、是可阅读的。
深圳市去年印发了《深圳市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总体方案》，智慧城市的建设与普惠性幸福家园是相连的。现在的智慧城市建设，就是要覆盖每个社区、企业、各行各业。特别是政府的数据服务，我们要让所有的个人和家庭非常便利地获取数字资源、信息资源以及获得政府的服务。
总之，我们用智慧城市、数据服务这样的理念去建设普惠性幸福家园，让每一个个人、家庭、企业都能感受到政府在服务他们，为他们着想。
珠海市副市长阎武：普惠性强调的是普遍惠及、人人享有，惠普性幸福家园就是以人民为中心建设美好家园，要进一步加快构建覆盖城乡、公平合理、普惠性强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去增进人民的福祉，一句话，就是让人民群众真正感到幸福。
为人民群众提供普惠性的教育不必非等到政府有钱了才能做，普惠性幸福家园建设不存在门槛，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
用区块链技术赋能民生服务
佛山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蔡家华：区块链的技术这几年发展非常迅速，我们在积极地探索怎么把区块链和大数据新的技术运用到我们的医疗、教育、养老等等这些公共服务和民生服务当中。例如，运用区块链技术，实现了市民办事“零跑腿”。2017年，佛山市禅城区依靠区块链技术，开发了一个新型的身份认证平台。通过这个身份认证的新系统，市民可以在上面证明“我是我”，不需要跑东跑西，直接在手机上就可以办理完申请办理所需要提供的各类证明事项。
惠州市副市长余金富：我们正在致力于让全市人民能够得到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等。在建设普惠性幸福家园当中，空气和水是一个最基本、最初级的产品，但是我们也认为它是最大的“奢侈品”。
中山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杨文龙：在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民生幸福有不同的内涵。现在打造普惠性的幸福家园就是让市民有良好的社会福利和保障水平，有优美的生态环境和舒适的生活空间，还有安全文明的社会环境，还要有高效便捷的社会服务，更要有美好生活的未来的预期。
要坚持发展成果人民共享
江门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许晓雄：粤港澳大湾区要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都市圈和生活圈。我觉得人居环境是最关键的。农村的人居环境里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各方面发展的原因，厕所又成为一个老百姓尤其是广大的群众所面临的一个短板和重要的问题。很多人都说公厕是面子问题，但实际上公厕不仅仅是面子问题，是实实在在的民生幸福问题。
肇庆市副市长叶锐：我理想中的普惠性幸福家园就是坚持发展成果人民共享，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公共服务共享能力、共享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得到更大的保障。一方面要切实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建立区域良性互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协调新机制，为人民群众幸福生活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和有力的物质保障；另一方面，要始终坚持人民为中心，补足民生短板，在教育、就业、健康、社会保障等各领域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和改善。
【记者】李欣 吴雨伦 郑慧梓 黄舒旻
